参见[英]洛克林著，郑戈译：《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8页以下。

行政程序领域的最低限度公正程序标准包括以下几项：(1)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应当公正，体现为程序公正原则公正是行政程序首先应当满足的要求，又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层次的要求：第一，决定者中立，与行政事务没有利益关联。在每章之下又按照程序的开始———进行———结束的发展过程规定相应的程序制度。

[11] [日]杉村章三郎：《行政法的法典化》，杨文忠译，载《外国法学译丛》1987年第4期，第79页。制定国家层面的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条件正日趋成熟。[34] 参见[韩]金铁容：《韩国行政程序法》，东亚行政法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论文。奥地利1925年《行政程序法》中有关于裁决(行政行为)的效力等实体内容的规定，但其规定不够全面、集中。[17] 参见姜明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选择》，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第二，行政程序应当有利于行政机关正确认定事实，降低行政行为的错误成本，减少事后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降低事后救济成本。[49]第三种采用总分式立法架构模式。一场革命中诞生的制宪权能够产生宪法，另一场革命中酝酿的制宪权，则可以摧毁这部宪法而产生另一部宪法取而代之，于是，革命-制宪-宪法的治乱更替，就可能周而复始地出现，诚所谓成也制宪，败也制宪，历史见证过这样的噩梦反复出现。

这场争鸣，自2008年12月27日高全喜教授在北航法学沙龙主讲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基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立宪主义思考唱响先声。注释:[1] 本文所用的政治宪法学、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等术语，是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的语境中使用。然而，宪法解释、宪法审查，虽然蕴含在《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监督宪法的实施、解释宪法权限中，但它在现实中尚处于被搁置状态。[8] [日]芦部信喜著，高桥和之增订，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宪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

这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谁更契合这个时代之别。与之对应，平常时刻在时间的跨度上固然是一个细水长流的漫长时期。

例如，经验主义的功能主义代表英国学者格里菲思（J.A.G. Griffith）之所以反对普通法宪法化，是认为美国式司法政治在英国会消解本应加强的议会政治。[3] 这些争论在时代背景的判断以及对实定宪法的认同这两个问题上，不存在质的差别。[3] Richard Bellamy, Poltic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4] 高全喜：《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同样，在这里，分别应对非常时刻和平常时刻的政治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就不能被仅仅看成是回答不同阶段问题而泾渭分明的学问，而是一个基于时代特征的判断而进行的理论工具选择的问题。

而这正是规范宪法学通过宪法解释渠道提炼宪法规范命题所致力的一项志业。值此平常政治中的非常时刻或曰突破点，究竟视为非常时刻还是平常时刻，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它对应了理论工具的不同选项。改革属于平常时刻之事，抑或非常时刻之事呢？根据阿伦特关于革命的著名界定，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革命不是一种纯粹的变动、不是改朝换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9] 高全喜：《人民也会腐化堕落——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审视》，《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第33页以下。

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学 。但在时代精神的转变上，其程度与范围，都不如非常时刻来得剧烈和广泛。

改革也属于这个革命的范畴，因为改革或转型意味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此处之殊见，一方面，常常构成不同宪法学理论分道扬镳的起点。

[2] J. A. G. Griffith,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42 Modern Law Review 1, 19 (1979). Martin Loughlin教授将Griffith认为，Griffith是英国公法学界经验主义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后者的工作则端赖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的展开。此时，宪法学对宪法解释的关注，不仅仅包括对运行中的释宪机制的关注，更主要还有为激活释宪机制储备学理方案，这当下中国的宪法解释学所特有的话题，也是规范宪法学的核心话题之一。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联手共进的可能。不同的学术预设，催生了多元的宪法理论，乃至在具体主张甚至基本主张上截然不同的宪法理论。三、关于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的相关问题（一）事实判断抑或价值判断我们处于什么时代，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理论原点问题，成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观点根本分歧的发生场域，在于这个问题所期待的回答，并不仅仅需要一个真与假的事实判断，而且同时是一个或者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从而与它做为整项理论之前提预设的地位相匹配。

尤其是释宪权所做的，乃是尽可能地以细水长流的宪法发展去取代在革命制宪过程中宪法被激烈更替的命运。平常时刻不仅在时间跨度上，而且在历史阶段上，都存在一个漫长的、细水长流的宪法发展过程。

若消解，固然捍卫了其理论上一贯性，甚至使得其关于我们尚处于非常时刻的潜在判断明朗化，但由此形成的革命-宪政非此即彼的图景，让宪法的发展陷入了尴尬：在这个图景中，平常时刻被静态化，平常时刻的宪法变动不复可能，宪法变动将被迫转向非常时刻寻求可能。平常时刻和非常时刻划分，同样只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理想类型。

当然，这项规范命题能否在现实中落地生根，有待历史的检验，但规范宪法学已经在规范命题层面进行了风格迥异于政治宪法学的努力。中国的革命制宪者们进一步高扬了苏联革命与国家的传统，将非常时期的政治革命推向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潮，在他们眼里，宪法不啻为鼓舞人民的号角，是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动员，革命就是区分敌友，革命宪法就是以国家机器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以及国外反动势力和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规范宪法学的判断则相反，其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以我们处于平常时刻，而绝不是纯粹的非常时刻为预设，诸多事件可在平常时刻的框架中处理。但是，多元宪法理论共存，乃至出现对峙理论之间的争鸣，在这个转型时代，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芦部信喜用制度化了的宪法制定权力[8] 在平常时刻消解了制宪权。回到这个问题来考察不同宪法学理论的关联异同，十分关键。

一、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辩的中国语境基于不同知识结构与理论使命，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不可能总是做出相同或相似的判断，多元的宪法理论于是应运而生。但基于对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的不同判断，政治宪法学诉诸呼唤人民，让人民出场，而且认为当下中国只能如此为之。

近年转战于北大、清华、人大、浙大、北航等主要论坛，尤其在2010年，高全喜教授、陈端洪教授与林来梵教授等旗手性人物的高峰对决，使这场论辩达到高峰，先后呈现出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陈端洪主讲，2010年4月10日于清华大学）、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高全喜主讲，2010年5月7日于人民大学）、人民也会堕落：政治宪法学的视角（高全喜主讲，2010年6月26日于北京大学）、战争、革命与宪法——兼论中国现代宪制的发生学要素之一（高全喜主讲，2010年10月24日于浙江大学）、财富、财产权与宪法——兼论中国现代宪制的发生学要素之二（高全喜主讲，2010年10月25日于浙江大学）等多场学术盛宴。回顾阿克曼提出平常时刻、非常时刻这个分析框架所解释的对象——美国，发挥出突破性作用的诸多典型性案例，在平常时刻中宪法发展中同样竖立起了一项项里程碑，例如，合众国银行案（McCulloch v. Maryland, 1819）中提出的默许权力理论对联邦与州关系的重大影响，从普莱西案（Plessy v. Ferguson, 1896）确立隔离但平等到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1954）宣布隔离不平等，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1964）、焚烧国旗案（Texas v. Johnson, 1989）对言论自由的拓展，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1973）对隐私权的影响以及对堕胎标准三分法的阐述，凡此种种，它们虽然不是位于主要解决建国问题的独立战争时期、主要解决联邦问题的南北战争时期以及主要解决立法与行政关系问题的新政时期，这三个阿克曼所谓的非常时刻，但它们在美国宪政史上对宪法发展所发挥的作用，累加在一起，或许堪比非常时刻的宪法发展。

因此倡导围绕文本、围绕规范形成思想。尽管政治宪法学同时警惕地提到人民的出场，不可能是一种直接革命的方式，而是反革命的方式，[9] 但它没有就如何避免直接革命之悲剧，给出方案。

二、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根本分歧的发生场域宪法学研究，首先需要回答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学。在现实中，它们不是截然二分，而是相互交错、彼此衔接的。发现突破点、适时推动宪法的发展，的确需要政治家的眼光，但处理突破点问题，需要法律家的庖丁解牛。芦部信喜所倡导的规范宪法学，在与思想火花更为丰富的小林直树倡导的宪法社会学的较量中，之所以能胜出并成为日本宪法学的主流，与其说是理论本身的竞争，不如说主要是时代的选择使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宪法的生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宪法的发展是永恒的。然而，时代变迁，或者说以宪法发展呈现出来的时代变迁，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

申言之，考察时代判断的各项回答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甄别出回答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的各项答案本身的是非对错，不如说首先需要对各项理论预设的相关前提判断的适当性作出考察，质言之，关于时代判断这项理论预设的预设需要首先进行考察。规范宪法学则尝试将这项事实命题提升为规范命题，通过将非常时刻的制宪权消解在平常时刻的以释宪权为核心的规范性权力之中，来真正实现政治宪法学革命谢幕的宏愿。

与此同时，身处转型时期，关于时代阶段和时代精神的判断，更容易言人人殊。二来，错过乃至堵塞了平常时刻所能促成的宪法发展。